马克思的著作《俄国人与中国人》当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这种贸易，采取一种年会的方式进行，由十二家商馆进行经营，其

　　中六家是俄国人的，另六家是中国人的。他们在恰克图进行会商，决定双方商品的交换比例――贸易完全是物物交换，中国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则是棉毛织品。”马克思谈论的是一座传奇的城市和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725年，在俄罗斯宫廷的一场华丽的法国式舞会之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召见了一位气度不凡的伯爵。他名叫萨瓦・务拉德思拉维奇・拉古金斯基，是波斯尼亚亲王后裔，曾为彼得大帝的外交事务顾问。为了东扩谋求更多的财富，女皇交给了萨瓦一项使命――与清帝国进行新的贸易协定谈判，以弥补《尼布楚条约》的不足。

　　1726年10月，萨瓦使团到达北京，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谈判。直到第二年4月，在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之后，萨瓦才离开北京。由于清政府只接受定点贸易，在前往中国的路上，萨瓦就选好了未来的贸易点：靠近中俄边界的一个小山谷，谷中有一条小河流过，它源自俄国境内。小河当时的蒙古语名字是“恰克图”。

　　1727年8月20日，中俄正式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因为条约的签订地在布拉河，俄国习惯称之为《布连斯奇条约》）。而早在萨瓦伯爵选定地址之后，一座包括了集市、居民区和军营的新城就已按部就班地建设起来了，这便是恰克图城。就像是阻塞已久的水流终于找到了泄洪的沟渠，恰克图的筑城对蕴含巨大潜力的中俄边境贸易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激励作用。据历史记载，1744年，在恰克图的双边贸易额约为30万卢布，到1760年便上升到110万卢布，1830年的统计是800万卢布，到了19世纪中期已达1600万卢布。

　　活跃的市场将恰克图造就成了富翁的城市。1870年，一位美国旅行家来到此地，他这样描述：“在恰克图，身上没个四五百万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但恰克图的神奇不仅仅在于它的日进斗金，不同文化的交流在日常性的促进之下达成了某种难以想象的沟通。如果一位严谨的语言学家闯进恰克图热闹的集市，多半会惊诧那里种类繁多的语言。你可以听到俄国腔的汉语、中文腔的俄语，还有蒙古调的俄语和汉语，或者俄调和汉调的蒙语，各种语言在此进行“无障碍”的交流。这种和谐的交流甚至从语言上升到了社会层面。清人何秋涛在其著《朔方备乘》中写道：“盖外国人（俄国人）初同内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见笑，故其辞色似少逊顺，经恰克图司员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欢喜感激，信睦尤著。”繁荣的经济为恰克图打造了别样的社会图景，颇有“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气象。18世纪的俄国学者帕尔申曾旅行到此，在俄国海关税务总监的府邸里亲身体验了“中俄友谊”，并记到了他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一书中。这是一次俄式节日里双方政商人物的聚会：“中国人衣着非常讲究，……当（俄国官员）提议举杯敬祝皇帝（沙皇）陛下健康时，全体中国人都肃然起立，与我们一起欢呼‘乌拉’，并且兴高采烈地举起酒杯。这个场面我觉得非常美好。”

　　中俄贸易的大宗永远是茶叶。从开市以来，恰克图每年的贸易总额中，茶叶一直保持一半以上。其原因便在于俄罗斯民族对这种饮料异乎寻常的热情，“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饮食结构偏重肉类的西伯利亚人更是如此。帕尔申记道：“这里的居民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好砖茶。这是每天必不可少的饮料，早晨就着面包喝茶，喝不到茶就不去做工。午饭后更必须有茶。一天可以喝五次茶！喜欢喝茶的人要喝十几杯。无论你什么时候到一户人家去，主人必定用茶来招待你。”小城恰克图，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一道沉重的大门，中国两湖和江浙采茶姑娘手中的小小嫩绿叶，穿过这道门，辗转万里，最终到了俄国贵妇人的银质茶杯之中。

　　中俄之间的一条国际商道就此形成，这就是近年来史学界和文化界渐为热论的“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商品流转的一般路径是：茶叶由各产地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经乌兰巴托进入恰克图市场，在这里再经过第二次交易，过秋明、奥伦堡、罗斯托夫，抵达莫斯科。反过来，俄国藉此向中国输出西伯利亚地区特产和工业品。驼队是茶叶之路上的运输主力，年复一年，不论是风暴、盗匪还是漫长的旅途，都阻挡不住浩荡驼队坚定的步履。

　　恰克图和茶叶之路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原有的封闭与落后被滚滚的贸易洪流彻底冲破了，就像帕尔申评论所言：“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的财富变成宝贵和富有生机的液汁，输送到西伯利亚。”茶叶之路延伸之处，一个又一个新兴城市应运而生。俄国人对此的认识是清醒的，因此也格外珍惜这条贸易线。虽然因茶叶输入而长年承受巨额的逆差，但俄国政府始终坚持在茶叶之路上严禁鸦片买卖。19世纪中期之后，俄国现代工业迅猛起步，这才开始真正扭转茶叶之路的贸易逆差。很多在欧洲缺乏竞争力的“俄国制造”，通过茶叶之路，反而在中国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比如俄产毛呢，就占据了中国市场相当大的份额。

　　茶叶之路也带动了中国北部边贸的发展。归化、库伦、多伦、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海拉尔、齐齐哈尔、集宁等一大批地处边塞的中小城市得到了迅猛发展。归化和包头，在其繁华之盛时，并不弱于江南。茶叶贸易同时带动了内地的种植业、加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归化城的骆驼总数在最高点时曾达到了16万峰之巨。

　　与俄国充满战略意识地通过茶叶之路拓疆富国不同，大清国在这场经济文化的大交流中始终是被动的、保守的，其意主要在于“抚夷”，在于“保境安民”。也正因为如此，茶叶之路两端的不对等从一开始便被注定了：一方使自己持续接近着先进的世界，而另一方却越来越远。

　　时代的辉煌，最终总会被时代结束。《南京条约》后，英国依靠自己先进的航海技术，开辟了海上的“茶叶之路”。19世纪40年代，同样数量的茶叶，从恰克图到莫斯科的运费是广州到伦敦的十倍不止。而清王朝的日益衰落，使其已无力再成为一个与俄国相当的经济体。后来俄国自己开辟了另一条茶叶之路：从天津港海运到海参崴，再经新修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直达莫斯科。这比旧有的路线更为经济，也更为安全。恰克图虽然仍然是“走西口”的中国商人的重要目的地，但其在中俄贸易中的商业地位却不断下滑，到19世纪末更是沦为地区级的商贸中心。

　　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现代商贸交通体系的建立和中俄两国政坛的风云变幻，这条浪漫与悲壮共存的茶叶之路最终湮没。昔日富甲大陆的恰克图，一度变成军事要塞。对茶叶之路的记忆，也只剩下了留在风中的驼铃声。